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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须轻薄郭沫若

  

这些年来,糟踏名人蔚为一种时髦。现代历史名人郭沫若确有政治上、学术上与个性上的软肋可以攻击,但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歪曲事实,有的甚至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种风气给青年人带来某些恶劣的影响。

正如一些严肃的历史专家指出的,郭沫若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20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说他是个盖世奇才恐不为过。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还有什么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准则可言!

臧丕人物,见仁见智,这很正常。可让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有的人评价历史名人要采取双重标准呢?

海外那个颇有名气的学者余英时贬损郭沫若的学识与学术道德,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称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这就让我等胡涂了。后人的攀登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你怎么不说你的老师钱穆也“窃”了前贤的研究成果呢?你怎么不钱穆的论著和先前研究诸子的论著加以“互校”,看有哪些史料相同或论点相似,以此排查你的老师有无抄袭罪”的嫌疑呢?前人有诗曰:“太平览记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如果真是郭沫若抄袭钱穆,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五四人物怎会对此视而不见,一直保持缄默呢?还专等你来平地起一声惊雷不成!

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这些学者,被认为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精英分子,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显然与郭沫若不相同,在学术上或者有过争论。可事实上,桥归桥、路归路,他们几位都对郭沫若的史学成就与地位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并不受政治偏见所左右,学者风度还是有的。

40年代中期,顾颉刚写《当代中国史学》,其中有这样的评价:“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他推崇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 顾颉刚还认为,在甲骨文以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王国维之后,能够继承王国维并有开创性贡献的是郭沫若。

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最初人文组候选人提名有55人,经过5轮选举,在最后当选的28位院士中始终有郭沫若。胡适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据说傅斯年也力争郭沫若当选。即便是在台湾的学人中,郭沫若有关古代史研究的著作也还是必读书。

再说那位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吧。老年苏东坡的诗句“村边古道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也可算是陈寅恪的写照。有如此嶙峋的傲骨、孤独和顽强的陈寅恪,他最佩服的两个人,是有名的“四堂”中的“二堂”,这“二堂”是谁呢?就是王观堂和郭鼎堂。王观堂即王国维;郭鼎堂即郭沫若。陈寅恪佩服郭沫若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是郭沫若把中国历史真正推到商,把它破译了。19613月和11月,郭沫若在广州两度造访陈寅恪,吟诗作对,相谈甚欢,成就一副流传至今引为美谈的对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 这一对陈端生《再生》的高度评价高度一致,两位大师由此结下学缘。对于某些无中生有的闲言碎语,他们取的态度一如陆游的名句:耳边闲事有何极,正可付之风马牛。郭沫若离去后,陈寅恪曾向助教谈起郭的著述,评价说∶“他最好的著作是《青铜时代》。”郭沫若则鼓励新一代学子要超越陈寅恪陈寅恪与郭沫若在政治观点和学术理念上是一对“龙虎斗,但两人都肯定并尊重对方的学术地位。

郭沫若的学术贡献与地位,更突出表现在他是新中国人文学科体系的创始人。从中国社会变迁角度叙述中国的历史,用社会史的方法来把中国历史串起来,这个发明人是谁?谁是开蒙第一人?是郭沫若。在国际上也独此一人。郭沫若之前有德国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伦理观,讲儒教就是教人当官,道教就是巫术,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科学思想,认为这种在精神上的差异便是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这个论断被郭沫若推翻了。郭沫若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是在不断发展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学是“政治学”;到了董仲舒时代就变成“天人合一”思想;到明朝的时候,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变化,这变化主要体现在王阳明的身上。

郭沫若在“歧路的仿惶”中向往“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是“致良知”,良知就是天性,就是内在的认识,人的良知、良心认识到了,就会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就会藐视权贵,凭自己的真心去获得自由。王阳明认为,只有疗救人心,才能拯救社会。这不是很了不起的自由思想、启蒙思想么?按郭沫若的看法,这样的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就体现在李岩这样的人物身上,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在郭沫若的心目中,可惜李自成的平等思想是一种“水浒”式的平等思想,也就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大块分金银,这就导致了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继续搜刮金银去了。明朝为何亡国?中国的出路与前途何在?进城以后如何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摆脱“周期律的宿命郭沫若上下求索的这些问题,怎么就成了“逢场作戏”呢?这不正是中国真正要面对的历史课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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